，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喊话称“不想活了”，并指责法律判决不给她留活路，她又一次试图用自杀威胁与抑郁设定为自己争取同情。
与这场风暴中，被污蔑的肖某某和破碎的两个家庭相比，如此操作显得无比刺眼。
网络流量、舆论反转、个人命运，所有的荒诞与残忍，都在几个深夜热搜里被放大撕裂。
2023年7月盛夏的武汉大学图书馆，空调的嗡嗡声和翻书的沙沙响里，杨某媛觉得对面那个男生在行为上冒犯了自己。
她笃定地认为肖某某是在当众性骚扰：明明只是隔着衣服抓痒，却在她口中成了“猥亵”。
如果不是亲历，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研三男生，会在这样高压下屈服，一笔一划写下一纸莫须有的罪证。
几个月后，杨某媛把这件事包裹成“性骚扰控诉”在网上公开，并附上剪辑过的视频和那份认罪书，肖某某立刻被砸下“色狼”大帽，网络上关于他的图像惨变“黑白遗照”，身份、住址被大规模公开。
最痛苦的，还是父母和年迈的爷爷奶奶——爷爷在读到疯狂涌入的骂声那天直接心梗倒下，半年后未能醒来；姥爷因气极而发病，竟成植物人。
可这一次，背后的逻辑更让人寒心：如果不是家里倔强地为肖某某出面维权，他可能只会在“众怒”中入狱。
2023年秋天，武汉大学迅速给出官方反应——不是保护学生隐私，而是加码处分受害人，肖某某被记过、失去推荐免试资格。
夏秋之交，杨某媛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借助流量制造“铁证”，点燃了社会对性骚扰保护的敏感神经。
可等法院调查之后，案情迅速翻转——法医鉴定和现场证据都没能证明肖某某有意不轨，更大的可能只是普通抓痒。
可她没有收敛，反而在判决出台后高调搞事情，在各个平台反复传播判决内容、完整泄露肖某某的身份证号和住址，不惜摧毁对方最后的隐私。
更夸张的是，她不仅嘴上喊着“不活了”，还嘲讽肖某某研究生保送无望，自己却顺利考上博士。
更像是一出冷静计算的“流量游戏”：先用道德指控让人社死，舆论拿到制高点之后再要求极致惩罚。
当形势逆转再受质疑，就登上感情牌，把责任推给法律、推给社会，营造“我弱我有理”的气氛。
当她泪水未干，别人的老人真的断了气、家人真的毁了半生，网络“同情分”怕也填不上这样的窟窿。
武汉大学不愿主动撤销错误处分，香港浸会大学面对白底黑字的判决和持续泄密行为，只是用“纪律处理”含糊搪塞。
人民日报曾指出，教育系统内虚假举报和对诬告的追责率不足3%，很难不让人反思，高校为息事宁人的体制惯性，是不是正在放大诬告造谣的歪风？
比如前些年的“川大女生诬陷案”：学生臆测地铁里的农民工自己，没查到证据却在网上爆料，搞得大叔全家心惊胆战。
还有“小惠君事件”，靠虚构性骚扰一度刷屏，害得老板事业差点毁掉，最后被查实造谣才收场。
我很难不去想，如果我们接受了“谁会哭谁有理”，如果所有的纠纷都在微博、朋友圈用流量审判解决，谁还能安静读书、安心生活？
在高校里，舆论和正义正在产生一种令人胆寒的错位：真相还没来得及流传，标签先行，“正义”往往只是流量逻辑的附庸。
陈碧教授的话让我印象深刻：“性骚扰举报应慎之又慎，不要被网络审判裹挟，否则网暴反噬起来，所有人都活不成。”
她知道流量、话题、网络怜悯的每一根绳子怎么拉，舆论的每一把刀哪里最锋利。
她的崩溃宣言截屏热搜，却没人去问肖家那两张病危通知书是真是假；只关注她法考通关、保研上岸，却忘了被“判死刑”的男生过得怎样。
甚至庭审结束后，她还在甩出各种“抑郁自杀”、自爆隐私的操作，无数人围观评论，有的在嘲笑、有的似乎还在心软。
整个事件像极了这个时代的缩影，每个人都在用力证明自己的“更惨”、自己的冤屈，全网围观却没有多少人能冷静下来。
没人再去追问“抓痒”到底是不是犯罪，没人关心“认罪书”背后有多少是被勒索、被施压的结果。
正如有人感慨：这个世界上，经不起一次舆论的暴力，真的有人可能再也走不出来。
武大到现在还不愿意撤处分，香港浸会大学只是“按章处理”，对当事人的信息泄露和行为无动于衷。
最新的进展是，法院已驳回了杨某媛的全部指控，受害家庭展开了新的维权之路。
至少我觉得，网络世界里博取同情与嘲弄的操作不会长久；让“好哭的孩子有糖吃”的事情再这么上演，真的是危险又荒谬的社会缩影。
我们是否应该用更高的标准，要求法律、学校乃至网络平台，有责任先查明事实而非抢夺流量？
最后，愿那些曾经蒙冤、被错判、被恶意开盒的普通人，现在或未来，至少还能有一次洗刷清白的机会。
当别人拿“活不下去”要挟道义时，我们都需要再一次问问自己：如果错的不是我，那份洞穿人心的委屈和疼痛，真的有人理解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