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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合作与游戏规则

小编

  人类的一切进步皆源于合作。动物历经几千年乃至几万年,其生活方式几无改变,除非受到人类的驯化。当今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截然不同,一万年前人类以采集、狩猎为生,如今我们已步入信息时代。这一切均得益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。可以说,人类合作的范围越广泛,人类进步的速度就越快。如今,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。现今我们所使用的几乎每一件物品,其生产过程必定是全人类合作的成果,并非某一地区独自生产,故而其价值链分布于全球。这正是人类在过去两百年间取得巨大进步的缘由。

  人类的合作面临两大难题。其一,即经济学家所言的“囚徒困境”,或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“合作困境”,此乃源于人类自利本性所引发的问题。其二,人类合作的困难源于人类的无知。我们常常心怀善意,例如试图帮助他人,然而结果却未必尽如人意。原因何在?在于我们的知识极为有限。譬如,父母对子女关爱备至,但诸多子女的悲剧却恰恰是由父母造成的,此类事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。这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体现。无知与“囚徒困境”给人类的合作带来诸多困难,甚至会引发灾难。人类所创建的诸多制度,正是为了减少人类的无知,解决人类合作中所面临的“囚徒困境”。

  假设社会由两人构成,即甲和乙,每人皆有两种选择:一是尊重他人的权利与产权;二是不尊重他人的权利,例如实施偷窃行为。如此一来,社会便存在四种可能的结果:若两人相互尊重产权,每人可获得 2 的收益;若两人均不尊重产权,相互偷窃,那么每人都将一无所获;若甲尊重产权,而乙不尊重产权并实施偷窃,此时甲会遭受损失,获得 -1 的收益,乙则获得 3 的收益;或者,若甲实施偷窃,乙尊重产权,甲获得 3 的收益,乙获得 -1 的收益。显而易见,就个体而言,最优结果是他人尊重产权而自己偷窃,其次是两人相互尊重产权,再次是两人都实施偷窃,最糟糕的情况是自己尊重他人产权,而他人却不尊重自己的产权。因此,对每个人来说,无论他人是否尊重产权,自己不尊重产权似乎是最优选择,最终结果是两人都获得 0 的收益。而倘若两人都尊重产权,每人则可获得 2 的收益。这便是所谓的“囚徒困境”,亦被称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:个体理性驱使人们选择偷窃,集体理性则要求人们选择尊重产权。

  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,可理解为事前理性与事后理性的不一致:事前看来,每个人都有动力承诺尊重产权,若对方 若也作出同样的许诺,然而,事后每个人或许都缺乏履行诺言的积极性,即便对方选择尊重产权。当下的问题在于,如何化解事前理性与事后理性的矛盾,抑或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?我们知晓,个体理性催生了“善”的观念,集体理性孕育出公平、正义的概念。倘若他人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,我们怎可仅自己获取利益呢?唯有平等对待他人,我们方可实现自身利益。由此,便产生了对制度的需求。若一项制度能够确保对每个人而言,事前的理性选择在事后同样是理性的选择,那么我们便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。从博弈论的角度而言,制度是人们达成的一种“承诺”(commitment)。

  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意识到所面临的合作困境,遂创造出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,此类制度被我们称作“游戏规则”。这些制度可划分为多个类别。

  其一为私有财产制度。这是人类为克服囚徒困境所创造的最为重要的制度,大卫·休谟认为其是三大自然法则中的首要法则。有了私有产权制度,产权得到有效保护,该博弈便发生了改变。产权属于自然权利,高于国家、高于政府,产权制度实际上先于国家、先于政府而存在。是否存在普世价值?我认为这便是一种普世价值,是全世界人民都遵循的普世价值。我们当下谈及国家领土的主权,却并无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,原因就在于人类拥有普世价值。国家之间的领土权与个人之间的财产权实则遵循相同的规则。我们中国人宣称是我国的,缘由何在?因为自古以来它便是我国的。这便是“先占规则”,即谁先占有就归谁,这属于普世价值。若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,国际上的领土争端便无法解决,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亦无从谈起。我在此再次强调,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解决囚徒困境的关键制度,若无此制度,人类将陷入霍布斯所描述的“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”。

  其次是法律。法律本身是为协调预期、促进合作而制定的。一笔交易对双方皆有益处,但倘若事后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,不支付账款或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,该如何处理?签订合同便是双方为合作作出的承诺。我们推动公司上市,使股权分散,这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选择,因为如此能够让资源配置更具效率,更多人可分享合作创造的财富。这样的合作要求大家都尊重产权,然而若事后有人贪污腐化、多吃多占,又该如何应对?我们拥有一套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体系,此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囚徒困境。法律本身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。

  促进人与人合作的另一项制度是社会规范。法律由一 法律由集中的权威机构制定,并依靠国家武力强制实施。例如,若法院作出判定而当事人不遵守,法院有权强制执行。与之不同,社会规范并无集中的制定与执行机构,它源自无数人参与的无数次重复博弈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规范的执行者。然而,社会规范缺乏国家暴力作为后盾,只有当它成为被大众普遍认可的规则,每个人都认为应当遵守,且不遵守会受到他人谴责时,才能得以执行。在书中,我分析了哪些条件能够确保社会规范以“纳什均衡”的形式出现。这些条件要求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在他人遵守的前提下,自己遵守不仅是最佳选择,谴责和惩罚不遵守者同样是最优策略。若大多数人预期他人会遵守社会规范,那么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都将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,少数人的违规行为并不会破坏社会规范的约束力。

  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并无清晰明确的界限。我国传统所讲的“礼”,是解决中国人合作中囚徒困境的主要制度。那么,礼是什么?礼是法律与社会规范的融合。礼的很多内容源自民间,且大量由民间执行,但也有一部分通过政府执行,例如不孝之子会受到官府的鞭打。在书的最后一章,我专门探讨了儒家社会规范。

  伦理道德同样是社会合作的重要制度。在某些情况下,道德伦理只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内化,是自幼接受教育的结果。在生活中,我们有不少行骗的机会,我们之所以不骗人,可能是惧怕法律的惩罚,也可能是担忧舆论的谴责。但无论如何,总会存在一些情况,是因为行骗会让我们良心不安,这便是道德的作用。依据道德伦理行事并非不理性,道德本身是理性的产物,一个缺乏理性的人不可能真正具备道德。正如我前文所述,理性本身是善的根源,一个人只有具备善的观念,才能考虑彼此之间的公平对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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